天子向内阁传谕，将卢洪春大骂一通，也是为自己辩护了半天，最后让内阁重办。

申时行不敢违背天子意思，拟旨将卢洪春夺官。

但是圣旨到了六科后，却让给事中们给扣下了，他们纷纷上疏，请求天子赦免卢洪春。

哪里知道天子更气，将这些上疏的给事中狠狠骂了一顿，结果给事中刚骂完，还没消停。御史们又纷纷上疏请求天子赦免卢洪春。

这下子天子是被气得吐血了，一怒之下将上疏的御使通通罚俸，然后亲自下旨将卢洪春廷杖六十，削除官籍，贬为平民。

这件事于是在百官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。

因为言官上疏后，天子本该给人家面子手下容情，但是天子连求情的人一并重责，而且卢洪春本来只是革职了事，但是经过言官求情后，反而更惨，被打了六十下屁股，还削掉了官籍。

这个手段与年初争国本时如出一辙，天子与百官关系进一步恶化。

而身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林延潮也得知了此事，卢洪春被廷杖的时候，他正在教授庶吉士们馆课。

卢洪春的事，已是传至每一名官员耳里，连在翰林院里的庶吉士们都是人心浮动。

而林延潮却如同无事一般的教书。

课上袁宗道向林延潮发问重农轻商与通商惠工的区别。

众所周知，林延潮是一贯是提倡‘通商惠工’，这与南宋时叶适，陈亮的事功学派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。

但眼下明朝国策就是‘重农抑商’，本朝太祖朱元璋明显支持这一点的，林延潮反对无疑就是反对祖制，大明朝一直奉行下来的国策。

林延潮明明知道，却仍是反对，他的道理在哪里？

林延潮于是给众庶吉士们举了一个例子。

一名农民丰年收了五袋粮食，他打算一袋自己吃，一袋用来吃的饱，一袋用来酿酒，一袋用于喂猪，将来吃肉，最后一袋用来养鸟解闷。

若遇到歉年只收了四袋粮食，那么农民肯定是不打算养鸟了。

若收了三袋，那肯定是不吃肉了。

若只收了两袋，那肯定是不喝酒。

只收了一袋，能维持生活就好，不指望吃好了。

所以若有人向农民买一袋粮食，那么丰年时一袋粮食对于农民而言，只是相当于不养鸟不解闷了。

然后依次是吃肉，酿酒，吃得饱，若农民只有一袋粮食，那么抱歉多少钱都不卖。

说到这里林延潮道：“尽管每年农民都花一样的力气种田，但对于他们而言，买一袋粮食的钱，等于自己最后一袋粮食的价格。为何物以稀为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说到这里在场的庶吉士都明白了林延潮要说的意思，但却不明白与重农抑商有什么关系。

“所以为何要重农抑商，粮食越多，那么粮价就越贱，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吃到粮食。但是商人却不事生产，他们在丰年囤积粮食，在歉年以高价卖出粮食，将丰年收来的第五袋粮食卖出第一袋粮食的价钱，长久之下，谁肯安心农事，每日辛苦种地，最后却不如商人囤积居奇赚得多，故而本朝太祖鄙夷商人，就为了每个老百姓都能安心农事，以勤致富。”

众庶吉士们都是明白，林延潮解释了太祖的用意，不褒不贬。

“以勤致富还是以取巧致富，乃是两端，但是粮价之高低，不是看老百姓一年在田里流了多少汗，干了多少活，而是看最后一袋粮食的价格，若是老百姓都是勤奋于农事，正好遇到风调雨顺，反而会发现谷贱伤农，那么勤于农事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反而若粮价高，老百姓就算朝廷不劝农，也会自发的耕种。”

“故而解决的根本之道，并不在重农抑商。一袋粮食若一个人买，那么按最后一袋粮食的价格来算，若是两个人买，价钱是出价高的人说的算，三个人买，价钱就是出价最高的人说的算。”

“朝廷重农抑商后，满地都是皇商，勋戚，依仗朝廷势力的官绅经商，他们与地方勾结，控制粮价，老百姓们不得不按最后一袋粮食卖钱，而若是有人敢跟他们抢粮，他们与地方官员勾结诛之，因为朝廷重农抑商，种田的老百姓他们不敢杀，但经商的老百姓杀了又有何妨，所以长久之下商人越少，粮价越贱。”

众庶吉士们听了林延潮之言都是骇然，他们没有想到这层道理。

林延潮见众庶吉士深有所获，当下点点头，这些人虽说现在用不着，但二三年后走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，将来都可能是自己政策的坚实拥护者。

于是林延潮就打住，不继续讲述，而是让庶吉士们讨论，并以此布置为馆课，明日各写一篇心得缴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