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涛在徐西临半死不活的那段时间试着打过几次电话,徐西临都没接，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，听说是毕业以后踏踏实实地当体育老师去了。
说起来也是世事弄人,小时候渴望远方的，长大以后往往会留在本地,小时候娇宠恋家的，反而会越走越远；小时候最能惹是生非的，往往过得朴素踏实,小时候那些学习好、让人省心的……将来也许会变本加厉地找回那些早年没发散出来的叛逆。
反倒是老成长情，锲而不舍地给徐西临留言、打电话,发挥其死不要脸的狗皮膏药精神,成了徐西临毕业以后唯一有联系的高中同学。
那几年,徐西临从来不去高中同学的群,不看他们聊天，也不参加任何聚会。
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曾经的同学。
不是徐西临不相信老成和吴涛,那两个人虽然一个二百五，一个混蛋,但都不是会把别人的私事满世界宣扬的，可是他们不宣扬，也不代表不跟别人说,毕竟，上了大学乃至于出了社会之后,知根知底的中学同学就都成了自己人,互相之间说话无遮拦很多，免不了偶尔漏出几句。
世界上哪还有不透风的墙呢？
与其整天或相信、或猜疑别人的嘴严不严实，徐西临干脆也不指望能有人替他保守秘密。
蔡敬被判刑之后，他们曾经辗转打听出了他关在哪,几次有人想去送东西、看他，蔡敬都不肯见，徐西临工作稳定下来以后，突然有一天老成给他打电话，说有同学去看了蔡敬，他好像愿意见人了。
两个人急忙约了个时间，去看了蔡敬一次。
蔡敬剃着薄薄的平头、穿着囚衣，徐西临第一眼几乎没认出他来——停留在他记忆里的蔡敬还是个才华横溢的清秀少年，跟面前这个有些弓背的阴沉男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少年当年有些没长开的骨骼已经被铁窗磨砺出了粗糙的轮廓，跟“清秀”二字全然不沾边了，人也胖了，但是气色并不好，当年安静温文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，他身上沉淀出了某种成分复杂的油滑和沉稳。
见了他们，蔡敬只是客气又疏远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差点没认出来。”
徐西临就知道，原来别人眼里的自己也是面目全非。
老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没话找话问：“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”
蔡敬淡淡地说：“都到这了，还能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”
他跟个话题终结者似的，一句把对面两位都堵得没话了。
算来老同学见面，无外乎回忆往昔，交流交流各自的生活，可惜哪怕徐西临和老成都觉得自己活得像狗，也不便在蔡敬面前汪汪叫。
他们仨以前坐前后桌，一天到晚混在一起，有时候晚上还要互相打电话，谁也不嫌谁话多，如今大眼瞪小眼地坐在一起，面面相觑，居然有点对面无言。
老成干咳了一声，拿眼神示意徐西临救场。
徐西临搜肠刮肚了片刻，对蔡敬说：“我们攒了点钱，打算开个烤串店，叫‘姥爷’，就在你家附近，将来……”
蔡敬听到这，看了他一眼，徐西临一碰到他的眼神，就知道自己说了句傻话，他看得出来，蔡敬对这个小小的心意不但没有感动，可能还觉得有点啼笑皆非。
徐西临转念一想，发现的确是，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如果他跟蔡敬易地而处，他也不想提“回家”俩字。家里又没有家人，只有一条王八蛋的怨魂，回去干嘛？
他们小时候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，当年的一片赤诚，至今看来，其实也是挺可笑的。
不过蔡敬虽然神色毫无触动，面上却还是接受了他们愚蠢又令人尴尬的好意，客气地点了下头：“叫‘姥爷’吗？行，我以后去看看，就是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。”
他们仨大眼瞪小眼地强行聊了会天，东西送到了，人也得走了。
徐西临和老成在来时路上其实商量过，见了蔡敬，不要问他当年为什么做那件事。不过老成是个胸无城府坐不住屁的东西，到底没忍住，临走还是多嘴问了蔡敬一句：“老蔡，你当时到底因为什么？”
蔡敬脸上笑容犹在，摇摇头，却说：“过去了，早忘了。”
徐西临一抬手按住老成的后脑勺，按着他的脑袋把他强行掰了回来，冲蔡敬挥挥手，示意他过一阵子还来。
时过境迁，再有一次，你还会不会拔/出那把刀？
这种问题就跟“重来一次，你还会不会喜欢某个人”一样，都没意义。
从蔡敬那离开以后，老成郑重其事地对徐西临说：“我想把烤串店开起来了，你帮帮我行吗？”
开烤串店并不容易，主要阻力来自老成家里。
当年老成虽然错过了第一志愿，但大小也上了个重本，毕业以后应他父母的要求，悬梁刺股好几个月，考上了一个公务员，这会刚入职小半年，据说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他家三姑六婆手里的“压轴货”，遇上等闲姑娘都不舍得给介绍，非得条件特别好的才能见一见这位“镇店之宝”。
眼下，镇店之宝居然要辞了公家饭，去当买买提，等于从“压轴货”自贬成“处理货”，他们家四舅三娘二大爷等一干亲朋集体炸了锅，自此对老成和他未来的烤串店展开了孜孜不倦的迫害。
烤串店的前期工作，老成专注对付家里的封建残余，而店面选址、租金砍价、拿执照、装门面等等一大堆琐事，都是徐西临用业余时间帮他跑的。
工作以后，虽然偶尔加班，但徐西临的生活还是安逸了不少。
比起他大学时代的兵荒马乱，工作几乎就跟养老一样，他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干，业余爱好就是回家给外婆做饭，做得越来越像样，淮扬菜、鲁菜、官府菜都会一点，基本具备了撑起一桌台面的能耐。
为了烤串店忙起来，刚开始他还挺有些不习惯。
不过徐西临可能骨子里有点“无事忙”的因子，很快找到了状态。
创业的琐碎事，他是一回生二回熟，手续跑得有条不紊，三个月以后，他们俩联手对付了内忧外患，硬把烤串店开起来了。
开业第一天，宋连元就带着一大帮小弟过来捧场，把小店挤了个满满当当，一帮汉子一边吃串一边看国足，闹腾到了半夜三更。徐西临觉得那天气氛太好，得到了一点灵感，干脆拿球迷烤串店当了噱头，在小店窗户上行挂满了球队标志，一有重要比赛，就发起“一起看球”的活动，把姥爷烤串店包装成了一家球迷俱乐部。
俱乐部果然是棵摇钱树，烤串店年底分红，老成家里的“九九八十一难”们在人民币光芒照耀下，熄火了一大半。
小店走上正轨以后，徐西临就丢给老成，甩手不管了，成了个安静拿分红的股东，不过经此一役，他有点安不下心在平庸的工作岗位里慢慢沉沦了。
他这份“稳当”的工作，一年到头零碎收入加在一起，也就勉强够他们家交物业水电费的。
不过这一回，徐西临没急着辞职下海，他已经吃够了“准备不周”和“冲动决定”的苦头。他一边做着本职工作，把自己每天想辞职的欲望牢牢压制住，一边从业余时间慢慢帮人做商业企划开始有意识地积累经验与人脉。
没有声张也没有显摆，全部是默默思考和铺垫，攒够了经验值再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阶段。
不料世事无常，还没等他稳妥完，“姥爷”烤串店就过了它短暂的辉煌期。
自从“姥爷”烤串红了以后，方圆一公里内接连开了好几家名目不同的“俱乐部”，不可避免地分走了客流的同时，每个月上涨的租金也成了个问题。